摘要：战与诗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战争史，哪能置潼关于不顾呢？潼关因水而得名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，因谓之潼关。”建关最早追溯到东汉，当时为防西北羌戎进犯，威胁东京洛阳，于是在函谷关西侧设隘建关。隋代南移数里，武则天时北迁塬下，形成今...
战与诗
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战争史，哪能置潼关于不顾呢？
潼关因水而得名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，因谓之潼关。”
建关最早追溯到东汉，当时为防西北羌戎进犯，威胁东京洛阳，于是在函谷关西侧设隘建关。隋代南移数里，武则天时北迁塬下，形成今日潼关古城旧址。
黄河、渭河交汇处 樊潼顺 |摄
史书极言潼关之险之难之美。
“秦有潼关，蜀有剑阁，皆国之门户。”这是《春秋传》的评价。
康熙皇帝赞誉潼关为“天下第一城”。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也不甘落后，在古潼关门户金陡关横额上，御书“第一关”三个大字。
就连素有“天下第一关”之称的山海关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畿内之险，惟潼关与山海为首称。”
高峻的秦岭和滔滔的黄河，曾一再把中国历史逼到了这狭窄的通道上。
帝王与后妃、将军和士兵、赶考的书生、被放逐的官吏、逃难的百姓……他们磕磕绊绊，不绝如缕地从潼关道上迤逦而过。
马蹄声声，由远及近扬尘滚滚，李世民身披战甲，御马踏风而来，在秦王寨屯兵养马，准备西取长安，成就一代帝业。英气勃发的少年写下了豪迈昂扬的《入潼关》：“崤函称地险，襟带壮两京。”
黄尘古道上，中年杜甫踽踽独行。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唐王朝，盛世一去不返，忧国忧民的诗人亲见一派凋敝情形，挥笔一蹴而就，名篇《潼关吏》遂成：“丈人视要处，窄狭容单车。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”
不满上层腐败而辞官闲居，屡召不赴的张养浩，却在60岁上因为关中大旱拜陕西行台中丞，星夜兼程奔赴任所。途经潼关，睹灾民惨状，感历代兴废，西望旧都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：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！”张养浩倾囊以赈灾民，四月之内未尝家居，不遑寝处，终因劳瘁而卒。消息传开，“关中之人，哀之如失父母”。
原来，潼关竟是一座诗城。要么不进，入关便是半个诗人。
我的车子一入潼关城，心陡然起了波澜。在奔涌狂放的大河与山峦的影像中，历史开始活起来了。
春秋战国，晋据潼关以制秦，有春秋五霸之举；秦得潼关，剿灭六国，成千古一帝之伟业。
东汉建安十六年，赤壁之战中失利的曹操进攻西凉，数月强攻无果，只得用计离间马超等西方群雄，控制潼关，稳固了其北方势力。
公元756年，哥舒翰被迫出关，二十万虎狼之师血染黄河，震动京师。
唐玄宗何尝不知，“河曲回千里，关门限二京。”中国的统治中心曾长久地在中原与关中，在长安与洛阳、开封间游移摆动。如同天平，潼关城是肩挑两京、力压千钧的支点。
然而，险峻如铁的潼关还是失陷了，玄宗仓皇西逃。关墙依旧巍峨，可日已西落，马嘶阵阵，它们向长安城投去最后一瞥怜悯的目光，似乎已看到那些华丽的金宫银殿，即将化作一捧焦土。
繁华尽，风云歇。白居易披着一身烟霞而来，立马驻足，幽幽吟诵起《长恨歌》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……”
明朝末年，李自成六战潼关，孙传庭战死。故此，《明史》有“传庭死，而明亡矣”的说法。
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史书记载的大小战事近百次。得潼关者，东可逐鹿中原，西可轻取长安。难怪多少帝王为其安危而寝食难安，又有多少将帅的声名与荣辱系此一“关”？
漫山遍野的英雄冢，恐怕无以为计。却因着他们的存在，古老的潼关便蒙上了一层凄绝的悲壮。
诗人们写尽了这山关形势以及慷慨悲壮的情愫。“荆山已去华山来，日照潼关四扇开。”那是韩愈。“十里晓鸡关树暗，一行寒雁陇云愁。”那是温庭筠。“行行潘生赋，赫赫曹公谋。川上多往事，凄凉满空洲。”那是岑参。“河流大野犹嫌束，山入潼关不解平！”那是谭嗣同。“瓦砾纵横十万家，潼关依旧障京华。”那是老舍。
当金戈铁马远去，烽烟战火散尽，那些诗词随古城的倾圮而散落在残砖碎瓦间，珠玑般叮咚滚动，俯首能捡一把。
潼关，承载了太多战乱，也承载了太多的文化，凝重得化不开了。
关与城
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，开篇就是“潼关大战”。他自述曾经过周密考证，“小而险要的潼关城，没有北门，只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和上南门。”可如果没有北门，从风陵渡上岸后如何进城？
我到潼关博物馆求证，疑惑顿消——潼关是有北门的，只是潼关的北门向西北，在北水关附近。东门则朝东北，西门向南，南门向东南，都是依其独特地势而建。
不能不惊讶于古代建筑师的智慧。如此设计，既增大了对攻城军队的射杀范围，门前狭小的三角地带又避免了敌人大规模集结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古代的战争史，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。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，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、极可怕的伤亡率。历代中原统治者，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“非攻”军事防御手段，也许正是得益于高度发达的筑城技术和城防之术。
潼关黄河风景区 田明星 | 摄
“城池”，城为墙，池为水，一座高大的墙不够，还要配上一条护城河，为的是“固若金汤”。即使外面八方风雨，天翻地覆，只要城不破，政权的根基就在，“四塞以为固”的中国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，码着方块汉字，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辉煌而伟大的中华文明。
然而，到西门遗址一看，那种据关临险的气象，早就不复存在了。唯有残存的古城墙还断断续续地起伏着，孤独地兀立在天地间。两侧衰草下裸露着厚厚的垣基，昭示曾经的恢弘。自黄河岸上突兀崛起的秦岭，就压在那虽已破败，却仍旧威风凛凛的城墙上。
黄河天堑、苍茫秦岭、千古名关，三个相互映照的历史意象，在眼前叠而为一。脑中突然弹出几句歌词：“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”，“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”。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讲了不少关于潼关的故事，无怪乎，片尾曲如此贴情切景。
著名的十二连城，城池已损毁殆尽，只是沿着山岭，每隔几里便耸起一座土墩—— 度传递到长安。从潼关通往关中的通道“禁沟”，也被重兵把守起来——这条纵贯南北的沟壑长十五公里，左结黄河，右携秦岭蒿岔峪，古时“灌木丛藤，茂密如织”“细路险与猿猱争”。若敌人想绕开潼关西进，驻守在十二连城的军队可借助有利地形，实施阻击。
十二连城、禁沟与潼关城唇齿相依、相互倚仗。黄巢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西攻潼关，都是先夺取禁沟，然后才攻克潼关的。
时至如今，这里的村庄名，多含屯、营、寨、堡这类字眼，位置也大都有关隘性质。可是那些曾捍卫山河的屯啊、营啊、寨啊、堡啊，一个个都消逝了，目睹了一幕幕历史风云的烽火台也已残破不堪。
黄土夯起的烽火台紧贴半山腰筑起，原先的垛口已经坍塌得面目全非。拨开齐腰高的荒草，一个拱形洞口出现在面前。洞口里面，堆满了塌下的夯土土块。
这洞口，应该就是当年驻守烽火台的士卒进出的通道。
这儿是实实在在的古战场。十二连城的烽火正起，城头旌旗猎猎，士兵们枕戈待旦。两军对垒，杀声震天，那“利镞穿骨，惊沙入面，主客相搏，山川震眩”的场面，就在我的脚下。
我听见自己擂鼓一般的心跳，耳畔似乎响起了短兵相接的金铁齐鸣，以及厮杀格斗的酷烈呐喊。
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怎么个打法，我只能隔着历史的烟云去想象，但浩浩荡荡的大军总是来过的，他们开进人迹稀少的秦岭，嘚嘚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，紧跟其后的，是一个个迅速临近的新时代。
保卫黄河
黄河的滔天巨浪未曾撼动、千年战火中岿然不倒的潼关，却在日军炮火中伤痕累累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这个内陆关隘，转为了中日两军对峙的前沿。
1938年3月，日军窜抵风陵渡，隔河炮击潼关。此后七年的狂轰滥炸，潼关古城墙和城门楼受到严重破坏，城内民宅十之七八被毁。居民大多数在苏家村至南留村的“难民沟”中打土窑而居。
黄河岸边，我看到了一座抗战时期留下的碉堡，钢筋水泥浇筑的堡垒上，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弹痕，记录着那段抗战先烈们浴血奋战的历史。
日寇到底朝潼关打了多少炮弹？据文献记载，潼关当时有敲钟报警者，1938年钟被炸坏后，敌人每打一发炮弹或扔一颗炸弹，打钟人就朝盆里扔一粒豆子，抗战胜利后，一数豆子，竟然有一万四千八百多粒。1940年农历六月十三日，即轰炸最厉害的那天晚上，有人躲在桥下，拿黄豆计炮响，天明竟盛了大半瓷碗。据说，其间一块横匾不知从哪里打飞到他脚前，上面写着“关门扼九州，飞鸟不能逾”。
日军的飞机亦未能逾越这道关门。又一次，护佑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潼关，以国共两党军队之顽强坚守、英勇抗击，在民族存亡关头筑起了一道“马其诺防线”。
可以说，潼关保卫战牵系着全国战局。一旦河防失守，则向西敌人可放肆地深入西北腹地，向北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安全和陕甘宁边区的存亡，向南则越过秦岭屏障，国家的战时中枢及其军政机关，都将在敌人面前暴露无遗。
所幸，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，日军终未能越雷池一步，陕西寸土未失。
抗战时，中共陕西省委的活动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、陕南和甘肃天水一带的国民党统治区。为指导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，1938年1月21日，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省委机关刊物《西北》。正在延安的成仿吾和吕骥，震于时艰，激于义愤，不失时机地创作出了《保卫陕西之歌》，发表于《西北》第24期。
成仿吾的词沉雄悲壮：“为了保卫家乡、土地、老婆、娃娃、生命、财产，咱们排成队伍，一起拿起枪杆。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烟，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渭河水……”
吕骥的曲，音节劲拔铿锵，让人情不自禁热血澎湃，即使伴着黄河的怒吼，以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依然响亮。
落日如轮，对岸是暮色中隐现铁青色的中条山。在那里，“秦军”曾夜渡黄河，在飞机的呼啸中，在秦人血肉模糊的身躯上爬了起来，与侵略者殊死战斗，“八百愣娃跳黄河”的故事流传至今。央视剧《兵出潼关》，拍的就是这段保卫潼关的历史。
到了潼关，才能理解于右任的那句“河声岳色无惊句，写出秦人血战功”。
抗战期间，潼关全县有3799名青年参军抗战；构筑河防工事，男女老少下工地运沙石、砸石子，有人赶牲口进秦岭驮木头，有人送来家里的门扇、床板；日军炸毁陇海铁路，潼关军民便合力挖出14.6公里长的交通沟，运输了数以万计的伤员，保证了几十万抗日军民的物资供应。
老城老巷
硝烟散去，“锁天中枢，控地九域”的军事雄关，又成了三省五县通衢之地，潼关古城便恢复了水陆码头人声鼎沸的繁盛。
陇海铁路通车后，这座古老关城迎来了它空前繁华的时代，关城内外街巷纵横、店铺林立、屋舍弥望，南腔北调的商人、旅客汇集于此，穿旗袍、登高跟鞋的时髦女郎招摇过市。
20世纪50年代，因修建三门峡水库，处于渭河下游的老潼关被划入淹没区，整个县城南迁至几公里外的吴村。轰然倒下的废墟上，留下一声无奈的叹息。
潼关县小麦开镰收割早，被称为“关中第一镰” 视觉中国|供图
当时，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，新城区建筑材料短缺，群众只得拆掉城墙、关楼，那些不知浸染过多少边关士卒鲜血的城砖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新城，垒成了院墙，埋进了房基。砖瓦错落间，静默着匆匆数千年的辉煌与沧桑。看着这些老砖打成的新墙，一种难以言状的惆怅油然而生。
县城里的不少街巷依然沿用过去老潼关时的旧名，“金陡街”“桃林路”“书院巷”，潼关人就是用这样简单的方式，唤起与老潼关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搬迁前，老潼关县城内有50多条巷子。著名的第一巷、朱家巷等都已完全拆毁，唯有水坡巷因地势稍高，不在当时设定的水位线下，幸免于难，许多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得以留存至今。
午后，巷子异常静谧。80岁的宇万枝坐在门墩上晒太阳，陷入悠远的回忆。她并不清楚这座宅子究竟建造于何时，宇万枝只记得，她们一家搬来已超过60年，住过三代人。
老人身后，乌漆大门的漆面斑驳脱落、门扣锈蚀变色，而高翘的屋檐，依稀可见当年辉煌的模样。从考究的“门当”以及门楣之上雕饰精巧的“户对”，可知昔日主人身份地位不俗。古人的“门当户对”之说，大抵就是从建筑学中延伸出来的吧。
门前有一棵古槐树，凌空横跨在巷正中，巷内人叫它“卧龙槐”，传说是乾隆皇帝亲手所栽。相传乾隆过潼关时正值酷暑，一行人饥渴难耐，听说水坡巷有口唐代古井，便到这里饮水解渴，饮后连赞“灵水”。
如今，老巷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，但还是有不少人乐意到古井取水，一些讲究喝茶的人说井水清冽甘甜，泡出的茶更清香味醇。
水坡巷北面黄河，夹在印台山和麒麟山之间，山峰成了古巷最坚实的拱卫。抗战时，为躲避日军设在山西风陵渡一带大炮的轰炸，潼关县城的一些政府机关相继迁至水坡巷内。
这么一条全长只1公里左右的小巷子，还住过不少风云人物。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曾短居沈家，据说留下一幅字“龙飞凤舞，风到月来”，想是要表达顺其自然的心境。抗战期间，卫立煌以及从德国留学回来奉命驻守潼关的蒋纬国，都住水坡巷。他们在这里或指点江山、挥毫泼墨，或沙场点兵、抵御外侮，也让街头巷尾、田头地角、茶馆酒肆，平添了许多口耳相传的故事。
巷子自西向东徐徐爬坡，蜿蜒出一个V字。我看到，许多老房上挂着大锁，已是人去屋空，残垣败瓦赫然在目。据巷里老人讲，古城拆毁前，巷子住了2000多人，现在只剩百余人了。巷子窄、路不平，汽车进不来，摩托也骑不动，年轻人嫌生活不方便陆续搬走，只留下老人固守家园。近些年总有人到古巷来收老物件，他们要看好这些传了几辈人的古花窗、脊兽、猫头瓦……不能卖，更不能让毁了！
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也许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实用，而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，这些遗存却弥足珍贵。
遍地老腔
“盘古开天辟了地，女娲来到黄河地……天下黄河十八弯，宁夏一弯到潼关……”一人起头喊号子，众人帮腔满台吼，近乎原始、苍凉悲壮、粗犷豪放的黄河老腔撼人胸腑，随着听众酣畅淋漓的叫好声，台上台下浑然一体，好不热闹。
这是发自雄浑的关中大地深处的声响，抑或是渭水波浪的涛声，也像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，甚至让人想到柴烟弥漫的村巷里牛哞马叫的声音……
小朋友在潼关县黄花种植基地玩耍 视觉中国 | 供图
我在这腔调里陷入遐想，潼关城内商贾云集，酒肆如林，行人摩肩接踵，车水马龙；城外，黄河上百舸争流，轻快的往来于秦晋之间，艄公们光着膀子，号子声此起彼伏。
音乐专家们考证，老腔的源头远自西汉。
汉高祖元年(公元前206年)，朝廷在黄河、渭河、洛河三河交汇处的潼关设船司空衙门，专管黄河、渭河船库和水运事宜，后改设船司县。西汉王朝在这里首开漕运通道，全国各地的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都城长安。
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潼关黄河水上船运业日渐兴盛，响彻天际的船工号子时常回荡在黄河两岸。
乾隆年间，潼关古渡达到鼎盛时期。据《同州府志》载：每逢晴日，大小舟船往来于河上，有客船、货船、游舟，星罗棋布，飘忽无定，煞是壮观。
据黄河老腔市级非遗传承人陈孝宽说：“船工们从不行哑巴船，拖船下水唱‘威标号’，接着是‘起锚号’‘搭篷号’……”
船工号子衍变而来的老腔，成了黄河汉子不屈服困难险阻，最朴实也最有力的宣誓——这是黄河的另一种咆哮。
2006年，老腔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秦地的古老摇滚，老腔，被认为有两大重要分支，潼关人称其为黄河老腔，而传唱于华阴一带的则被称为华阴老腔。尽管二者同宗同源，后者近些年似乎名头更响。
潼关的老腔艺人们很早就感受到了危机。2009年，秦东镇原公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孝宽组织村上有些基础的老腔爱好者，成立“黄河老腔艺术团”。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为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一团，和以中青年艺人为主要力量的二团。再后来，又有了“黄河老腔幼儿传承团”，重点培养五六岁儿童，希望娃娃们将来让老腔唱响大江南北。
老腔本是皮影戏的乐队，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，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。“老辈人的戏箱子没了，乐队只能自立门户。”陈孝宽一向清楚，老腔艺人大都是普通农民，他们有着一种天生的本领，那就是从苦难中提取情趣。
唱腔不似专业演员那般圆润，却自有另一番高亢；唱词土得掉渣，却能让人吼得热闹。之所以能流传千年，就是因为朗朗上口，而且，人们在村路旁、山坡上、河滩边随时随地就能吼两嗓子。
秦东大地上的老腔艺人们，把这一声吼从幕后吼到了台前，吼到张艺谋的电影里、《白鹿原》的话剧舞台上、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厅中。他们甚至漂洋过海，吼到了美、韩等国的音乐厅里。
潼关，不再是一个军事地理意义上的关，早已凝固成一个响当当的地名。（当代陕西 梁芝芳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