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，公元755年12月16日，安史之乱正式爆发！由于安禄山起兵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，所以叛军开局非常顺利，只用几天时间就席卷整个河北。从起兵之日算，安禄山只用了二十三天就成功渡过黄河，又用了十二天时间，直接攻克东京洛...
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，公元755年12月16日，安史之乱正式爆发！
由于安禄山起兵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，所以叛军开局非常顺利，只用几天时间就席卷整个河北。
从起兵之日算，安禄山只用了二十三天就成功渡过黄河，又用了十二天时间，直接攻克东京洛阳，又用三四天时间，一路追杀大唐政府军，来到潼关脚下。
到目前为止，大唐中央政府正式进入一级警戒状态：潼关一旦失守，长安就将门户大开。
面对此情此景，唐玄宗大惊失色：一直认为安禄山没有造反的资本，因为从关东到关中，是一块非常广阔的领土，怎么有可能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部沦陷呢？
别说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通讯设备和现代交通工具，就算有，这种惊人的速度也完全称得上教科书一般的“闪电战”。
十一月，甲子（初九），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、奚、契丹、室韦凡十五万众，号二十万，反于范阳……时海内久承平，百姓累世不识兵革，猝闻范阳兵起，远近震骇。河北皆禄山统内。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，守令或开门出迎，或弃城擒匿，或为所擒戮，无敢拒之者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经过安禄山的精心准备和运作，外加可遇而不可求的运气，此次造反开局完全可以称得上近乎完美。
处于安禄山的位置上，还有谁能比他干得更好吗？这样的人恐怕不好找。
但无论安禄山的开局有多完美，我们都必须意识到一点：安禄山的战争潜力，到此时已经被挖掘殆尽了。
攻城略地不是玩战略游戏，并不是你占领了一个地区，那个地区就能百分之百地为你服务。
从理论上讲，当你占领了一个地区之后，这里的军队和百姓自然都归你管辖。
可问题是，如果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骑墙观望、随时准备背叛你的人，你说这个地区的军队和百姓真能算是你的吗？
如果这个地区的军队和百姓都处于这种状态，你得留多少军队维持当地治安呢？
在这种背景下，你想继续向前推进时，能用于前线的军队和物资自然会越来越少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一旦前线战事不顺，后方也会随时面临危机。
很多话一说透，再这么仔细一咂摸，不禁会令人感到后背发冷。
从理论上讲，安禄山起兵之后，只用了三四十天的时间，就迅速占据了现在的河北、河南和山西三省。
但是在这三个省，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真正站在安禄山的身后呢？安禄山自己也没有信心。所以这种地方得到时很快，失去时可能更快。
如果抛开思想道德和忠君爱国等因素，单纯就利害关系来分析，我们也会发现：沦陷区军民绝不会真心实意地站在安禄山一边。
别看安禄山现在闹得挺欢，但他毕竟起兵时间太短，大唐政府没反应过来。一旦大唐政府稳住神，从四面八方调集大军围剿安禄山，他还能坚持几个回合？
你现在站在安禄山一边，自然可以避开安禄山的威胁，甚至还能吃香喝辣。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如果安禄山明天就失败了，大唐政府跟你算后账怎么办？
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就是：比厚度，论底蕴，大唐中央政府显然远胜安禄山叛军。
事实上，当大唐政府军收复长安和洛阳之后，各种清理叛徒的工作立刻就展开了：曾与安禄山合作的人，都必须主动站出来认罪，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。
如果认罪态度好，而且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政府会宽大处理；如果认罪态度差，或是曾死心塌地与叛军合作过，那么对不起，政府必然严惩不贷！
上入居大明宫。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贼官爵者皆脱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，搏膺顿首请罪，环之以兵，使百官临视之……广平王之入东京也，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，皆素服悲泣请罪。以上旨释之，寻勒赴西京。己巳，崔器令诣朝堂请罪，如西京百官之仪，然后收系大理、京兆狱。其府县所由、祗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，皆收系之。
正因为类似的原因，所以安禄山虽然占领了一大片领土，但是敢坚定地站在安禄山一边的人，其实是非常有限的。
作为沦陷区军民，此时有上中下三策可选。
上策激进，那就是拒绝妥协，誓死效忠大唐皇帝；
中策中庸，那就是骑墙观望，哪头风大朝哪头倒；
下策保守，那就是放弃抵抗，老实跟着安禄山混。
再次强调，上中下三策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，只是代表不同性格之人的不同选择。
因为历史通常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记录，所以类似的选择通常总会被描述成正义大战邪恶。
总而言之，选择誓死效忠大唐皇帝的就是为了追求正义公理，选择站在安禄山一边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。
实际上，如果完全基于利益的考量，大多数人都会迷茫，因为上中下三策各有利弊。
站在叛军一边，难免会被正义之士拉出来杀掉；站在大唐中央政府一边，难免会被叛军拉出来杀掉。
基于这两个原因，所以绝大多数人的选择通常是骑墙观望，哪头风大朝哪头倒。
这样一来，虽然会令安禄山对沦陷区时刻提心吊胆，但同时也无法被大唐中央政府寄予厚望，唐玄宗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都常常感叹河北无忠臣。
禄山反，河朔尽陷……玄宗始闻乱，叹曰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无一忠臣邪？”
幸运的是：颜真卿兄弟后来振臂一呼，所以河北地区有十七个郡重归大唐。要知道，整个河北也才二十四个郡而已。
是时，从父兄杲卿为常山太守，斩贼将李钦凑等，清土门。十七郡同日自归，推真卿为盟主，兵二十万，绝燕、赵。
我这样说，似乎会给大家一种错觉：骑墙观望真是一种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吗？
其实未必，因为这是典型的庸人选择。基于利益关系，但凡有点魄力的人，都不屑于做出这种选择。
富贵险中求，面对这种改天换日、风云际会的时代，想当主角的人居然做出如此中庸的选择，显然不利于他实现理想抱负。
更重要的是：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墙头草都是标准的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，面对强权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
因为他始终摇摆不定，所以无论是安禄山还是大唐中央政府，都不会对他放心。要么他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，要么他就被排挤出权利核心之外，乱世结束再秋后算账。
比如说，当张巡死守睢阳城，最终弹尽粮绝的时候，最先死的都是什么人？是一心抗战到底、名垂青史的张巡、南霁云和雷万春吗？显然不是的。
根据史书记载，在睢阳城内有无数炮灰级的顺民，早被他们当成两脚羊吃掉了。如果这些两脚羊当时有点大无畏精神，估计也会获得吃人权利，而不是坐等着被人吃掉。
被围久，初杀马食，既尽，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。人知将死，而莫有畔者。城破，遣民止四百而已。
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自然就会理解：为什么在那种年代，人们更容易有大无畏精神。
因为在那种标准的乱世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通常都要面对流血牺牲。
如果用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流血牺牲，未必会早死；如果用处处退缩和回避的态度面对流血牺牲，却未必会活得更久。
许多时候，你越是怕死，死神就越喜欢找你。
我不敢说颜真卿兄弟是为了名垂千古或死中求活，这样未免唐突先贤。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点：在那样一个时代，无论勇敢还是懦弱都会被无限放大。
太平盛世的颜真卿兄弟未必敢检举贪官，但烽火乱世的颜真卿兄弟却敢举义旗对抗叛军，勇气可嘉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大唐帝国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各地都开始反抗叛军：
叛军进入中原，张通晤拿着安禄山的委任状到睢阳当太守，但是很快被贾贲率人火并。
禄山以张通侕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……单父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，斩张通晤。
段子羽代表安禄山到河北各地巡抚，结果很快被颜真卿抓住杀了。
李憕等死，贼使段子光传首徇诸郡，真卿斩子光。
刘道玄拿着安禄山的委任状到景城当太守，没过多久也被人火并了。
是时，安禄山始叛，伪署刘道玄为景城守，宁唱义起兵，斩道玄首。传檄郡邑，多有应者。
严庄跟着安禄山造反，他的全家则被大唐政府杀光。
携道玄首谒长史李暐，暐收严庄宗族，悉诛之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原本计划亲自攻打潼关的安禄山立刻改变策略：自己在洛阳稳定局面，派部将带兵攻打潼关。
初，禄山欲自将攻潼关，至新安，闻河北有变而还。
更可怕的还在于：留守范阳老巢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安禄山亲信贾循，他居然也开始蠢蠢欲动，试图让范阳改旗易帜，以响应颜真卿兄弟。安禄山无奈，只得派史思明回去坐镇范阳。
初，禄山以贾循为范阳留后，谋归顺，为副留守向润客所杀，以思明代之。
在此期间，郭子仪和李光弼率西北军杀入关东，并且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。
是时，禄山虽据河洛，其兵锋东止于梁、宋，南不过许、邓。李光弼、郭子仪统河朔劲卒，连收恒、定，若崤、函固守，兵不妄动，则顺逆之势，不讨自弊。
最初一个月，安禄山春风得意；三五个月后，安禄山就感受到了绝望。
禄山大惧，召高尚、严庄诟之曰：「汝数年教我反，以为万全。今守潼关，数月不能进，北路已绝，诸军四合，吾所有者止汴、郑数州而已，万全何在，汝自今勿来见我！」尚、庄惧，数日不敢见。
在安史之乱的相关记载中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之处，那就是传统史书总会极力夸大叛军的优势，整个大唐帝国看起来犹如风中飘萍，随时都会被风吹散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大唐军民团结一心共渡难关，最终战胜了邪恶昏庸的安禄山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心所向啊！
事实上，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，大唐中央政府显然会极力贬低叛军的实力，反复告诉军民们：叛军都是一帮脑门上刻着“害虫”两个字的家伙，实力并不强，大家别害怕！
这种做法，显然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正确的政治宣传方式，而传统史书这样记载，无非也是为了突出大唐天命不可夺，安禄山只是跳梁小丑之类的论调。
